笑话，钱学森清者自清，道什么歉！

近些天来在网上有几篇不约而同议论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对钱氏上世纪50年代“反右”及“大跃进”的言论作评价，其结论是认为钱氏在那个时代犯有道德缺陷，并且应对在那个时代的“反右”及“大跃进”的结果承担责任，甚至应作出道歉。

还原历史，一旦简单化，历史原貌就很容易被扭曲。特别是当你先入为主地去看待历史，历史很可以任由你的主观意志去任意打扮。

这些文章有犯“先入为主”毛病之嫌。那些议者不外是用今天人尽皆知的立场，如已认定“反右”是错的，赞成“大跃进”是错的，于是非此即彼，凡一个人当年站在了“反右”的立场，就错，当年拥护“大跃进”，就错，由此来检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站位，孤立地举出他们当年一时一地的行为和言论，加以“事后诸葛亮”式的厘定，最后由作者行使法官的职权，进行最终的道德审判。

貌似公允，其实不是！

使用资料，对你有利，你就突出它，对你不利，你就隐匿它，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很容易跟着你走，你的结论也就拥者众了。我很遗憾的看到，在博客上对那几篇文章，表示“赞成”的竟然成压倒之势。但，我要说，是否真理，并不同人数赞成的多寡有关。

我们知道，“大跃进”是在1958年开始的。

当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在这个运动初起时，谁有能力就预测到它将不出三年就将全国人民引向灾难呢？我们说，钱氏是天才，但他是物理学和火箭发明的天才，却不是政治运动预测的天才。

钱氏于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1955年回国后，于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56年度）一等奖，同年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并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期间除了繁重的科研任务外，还忙于写《星际航行概论》的著作（1962年出版）。

就是在“大跃进”风起云涌的这样的背景下，钱氏作为科研部门的领导，不可能完全自外于运动之外，他抽空写了《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农业中的力学问题》（1959年第5期《知识就是力量》）等寥寥可数的几篇小文，放入那个狂热时代的背景下，夹于充斥报纸杂志热火朝天的疯话中，根本是平常至极。

当然，不否认他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但当年真正有身份地位的真还轮不到他！因为这场运动干脆就是“伟大领袖”发动的，是国家领导集体决议通过的，几乎所有最高层的国家领导人都积极参与其中的，从政治地位而言，他排老几？

议者于是强调，他是作为科学家说话，就要讲科学家的良心，担待科学真理的责任。好，那么我就再以他作为科学家来谈谈（因博客不能拖得太长，否则令人生厌，在此只就一例而论）：

比如，议者严厉地指责钱氏，焦点之一是钱氏关于“大跃进”中亩产量的言论。但是第一，细读钱氏原文，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科学理论上的“可行性报告”、“可能性预言”而已，这是同具体地说某时某地亩产多少万斤的造假有天壤之别。就好比，我说在理论上我们人类能够做到上天揽月，我的理论是自洽的，无可挑剔的。但结果，你上不了天，登不成月，却胡说已经上了天，登了月，最后西洋镜拆穿，自然是身败名裂。但你却说我论证错了，把罪责赖到我头上。这公允吗？

第二，钱氏是科学家，但他主要是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他对农业知识不会多，特别是具体到对一亩农田产粮的量及其历史增长速率可能更是知之甚微。因此，当他听所到——他是这样在他的文章中说的：“（1958年）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于是就有了他的太阳光能转化的物理学推论，这有错吗？对他而言，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亩产量将来会有无限的空间，作为物理学家不过是“三句不离本行”而已。

第三，他是科学奇才，奇才都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奇”、“怪”（例如他后来对气功的好奇），而且恰恰是那种不落窠臼、勇往直前的脾性，造就了他的成就。爱因斯坦也是“呆气”如此，常识对他们而言视如敝屣，能相信光能拐弯，才会有相对论的发明。看钱氏论亩产量的文章，就“呆气”十足。人们说是理想主义，其实不对，他是完全的科学主义，他相信科学的无限性与无禁区性。

今天，议者们侈谈什么钱氏“丢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见苏小和《面对钱学森：我的心中堆满了同情》），好像他们如果早投胎，活在那个时代，必能“独立”、“自由”，不辱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名节，这真可谓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一个政治运动，它的发展进程何去何从，是赖是好，应由它的发动者和掌舵者负责。做个假设吧，如果这个运动把握得好，既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又真正地促进了国家的生产力，那么这光荣成就，也轮不到给钱氏摆功。反之亦然。今天，议者不去找当年大大小小政治家的茬，却去纠缠一位当年为了两弹一星经常失踪、连妻子都不知老公在哪儿的科学家，且已近百岁卧病在床的老人，还希望等这位老人向那个疯狂的年代和疯狂的历史道歉（见吴晓波《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我真不知道这些议者的良心，究竟在哪里！

2009.6.13 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