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复兴呼唤孔子的一万个理由

今日中华复兴为何要呼唤孔子，而且正在重温孔子，并且已是在敬奉孔子？因为有一万个理由。

孔子是中国的圣者，他与中国的另一位圣者老子双峰并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和最具特征的代表。

孔子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实际的改革家，他提出来的救世方案是可以在近期实行的。这不同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所引以自豪的改革家，他们大都属于道德未来派，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道教、佛教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皆是如此，理想国如天国、乌托邦甚至共产主义的幸福是远景，要等待遥远的将来才能得以兑现。孔子则不同，他的理想决非那么高妙超拔，虽然在他生前尚无法实现，但不出数百年，便有了令世人瞩日的成就，这说明他的学说自有他人所不及的优势。

孔子崇尚的是所谓的“周礼”，真正的周礼即先世过时的典章制度，在春秋时代已不复存在，而孔子以虚幻的“周礼” 为号召，行的则是欲恢复宗法等级秩序之实，这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遂形成一种势能，当社会趋向稳定后，这一势能开始发挥出威力，由理想转变为现实，虽然其形式和性质有了极大的改观。

孔子最大的成就更在于他把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的“仁” 提升到哲学的概念，并作为他的泛道德主义的理论核心。

仁的含义相当丰富，但根本的一点也许可以概括为善心，其外在表现即“爱人”，就是人伦之间的慈爱关系。由个人“爱人”的外推，就有了长幼之间的孝，平辈之间的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再外推，便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这种由内而外的逻辑演进，最终把整个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笼罩在道德的感化之中，“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我们看到，仁是包括了礼的规定的。所以，仁在孔子那里是最高的范畴，孔子的学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仁学” 。

孔子不是性善论者，也不是性恶论者，他认为“仁”必须加以追求才能获得，他因此强调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 同时，他自命为先知先觉者，负有救世的道义，因此他极为重视启蒙，身体力行，首创私人办学，通过教育来培养他理想的志士仁人，以继承他的思想，履践他的主张。

孔子以“仁” 构筑出一个新型的礼乐文化的理论骨架，它不是现世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希冀现世能够达到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同于基督教幻想的天国，要等到末世来临，才能在人间实现新天新地；不同于印度教悬置的天界，要寄望于来生始得以进入；不同于中国佛教、道教虽然淡化彼岸而重视此岸性，但采取 出家、离世的消极对待现实的方式。所以，孔子的精神同样具有超越意义，他的主张在当时不被社会认同，在五十五岁开始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飘泊生涯，就很能说明问题。

孔子高举周代的礼乐，其实则是他加工后的“仁” 。这一仁学的超越牲，与现世形成二元的张力，成为改造现世的动源。到了汉代，这一动源完成了它世俗化的使命，由超拔走向了现实，获得了一个理沦学以致用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不过，仁学的世俗化也就是平庸化，转化社会的势能旋即一落千丈，原本是广义的仁同非仁的现世的矛盾对立，一变而为只是乐 ( 狭义的仁) 同已成为现实的礼的矛盾对立，于是，儒学的保守性在这种礼乐的龃龉中逐渐涌现出来，孔子的后学们也大多成了腐儒，其超越性也随之须另行评估。

但这一切已与孔子无关。

仁学是变革的动源。孔子是高举仁学旗帜的道德现世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改革家。

重振雄风的中华需要改革家，需要道德现世派，而孔子正是发其嚆矢者。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表率、象征和灵魂。复兴中华，就必然会复兴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