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园林大观：从黄帝之圃到圆明园

中华园林，真是名园如珠，难以遍举。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拥有着丰盛的植物资源，许多世界上著名的美丽、芳香的花卉原产自中国；通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辛勤的栽培实践，中国很早就成为园林和植物引种驯化的发达地区，以致在世界上获得了公认的“园林之母”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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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文献资料皆称黄帝时代已造园林。如《庄子》“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韩诗外传》：“凤止帝东园，巢于阿阁”；《说苑》：“凤集东囿，食竹食，栖桐木”；《文选》：“鸣凤在林，伙于黄帝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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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是以种植菜蔬为主，但也繁衍草木的园林，所以《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圃”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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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说文》释得明白：“所以树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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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是“囿”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其写法是在一个方匡中再添三至四株草或木，完全是个象形字。但黄帝事迹，古远渺茫，人们多不能肯定其为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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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夏代已有皇家园林，并种植有芍药、桐树等花木。宋人虞汝明《古琴疏》云：“帝相元年，条谷贡桐、芍药，帝命羿植桐于云和，命武罗柏植芍药于后苑。“相”为夏代第五个王，羿又称后羿，是夏代东夷族中的有穷氏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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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第一代王汤在灭夏后建囿，称为“汤囿”，见于《淮南子·泰族训》。末王商纣建“沙丘”之园林。司马迁《史记》载：“(纣王)原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与奇物……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后来《史记集解》(南朝刘宋裴骃)考证说，沙氏在“巨鹿东北七十里”。这就是由正史首次记载的我国帝王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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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建灵囿。《孟子·梁惠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又：“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百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已。”商代，囿中的草木鸟兽是由其自然滋生繁育的，人工设施不过是筑台掘沼以及在划定的界域上设垣置栏而已。建囿的目的是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和军事训练。而到了周代，王室设有掌管园圃的官吏，称为场人或场师，有意识地负责管理果树、瓜蔬、珍异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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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列国割据争雄、称王图霸的时期，各国为了树立和巩固王权，纷纷大建宫室园林，因为它们实在是王权强大统一的象征。如春秋时期，楚庄王有层台。《说苑》称其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楚灵王造章华台，苑中栽茶与海棠。吴王夫差有姑苏台、会录园、梧桐园，《述异记》称其崇饬土木，规制宏阔。又在灵岩山离宫为西施修玩花池，内栽荷花。战国时期，魏有“梁囿”、“温囿”，见《战国策》；秦有五苑，见《韩非子》，等等。秦昭襄王在位时发生饥荒，有人建议，在五苑中种植蔬、橡、果、枣、栗之类，用以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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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开始，园林急剧发展，其中称为“苑”的皇家园林，广可达数百里，内建宫室，或在宫室中辟地建苑，称为“内苑”。苑中花草林木，大量的是由人工移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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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渭南建上林苑，搜罗名果异树凡三百余种。一些观赏植物并作为宫殿的名称，如长杨宫、兰池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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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扩建上林苑，《汉书·旧仪》载:“上林苑广长三百里，置令丞右左尉。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猎射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苑中林木发展到二千余种。司马相如《上林赋》虽写的是秦时旧苑，实际反映的则是汉家现实。在他的描述中，苑中植有兰惠、江蓠、麇芜、留夷、囊荷、杜若以及桂、卢桶、柑、柰、榜枣、蒲陶、荔枝、石榴、槟榔、枫、桦、椰、棕榈、檀、樟、冬青等大量香草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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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武帝还建有地跨云阳、扶风的甘泉苑； 宣帝在秦宜春苑旧址上翻建的杜陵西北的乐游苑； 武帝之弟梁孝王刘武所建的兔园，又称梁园；等等。《三辅黄图》载:“甘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入扶风，凡周四百五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苑中有仙人石、关封峦、鳷鹊观。”至于乐游苑、兔园，则要小得多，像兔园，只有数十里。这些苑囿，在营建过程中，特别留心搜求各地的奇花异木，以充实园林的景观。如乐游苑以奇植见称，《西京杂记》说“苑内生玫瑰木，木下多苜蓿”，这玫瑰木至今人们还搞不清究系何物?也许就是蔷薇科的玫瑰花吧。而梁园，更是“奇果异树、珍禽怪兽毕有”(《三辅黄图·兔园》)，致使梁王与宫人宾客日夜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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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民间出现了私家园林，这就是茂陵富商袁广汉筑于北邙山脚的私园。此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 奇禽怪兽委积其间”，植物种类亦异常丰富:“延蔓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 (《西京杂记》)，其富丽精巧并不下于王亲贵族的一些园林。但后来袁氏私园被武帝抄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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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际，蜀郡成都人扬雄作《蜀都赋》，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等记载，表明当时成都已应用花木美化城市园林了。三国曹魏有玄武苑，晋有华林园，东晋十六国后赵有金谷园，皆广植花木。

隋炀帝在洛阳辟地二百里建西苑，只见“杨柳修行四面郁茂，名花美草隐映轩陛” (《大业杂记》)。其中栽有易州(今河北易县)进贡的二十箱牡丹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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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有兴庆宫，宫内南部为园林区；大明宫，有以宫内太液池为中心的园林区。皇家更重牡丹。《龙城录》载唐玄宗时，著名的花工兼诗人宋单父，能变易牡丹品种，被玄宗招至骊山，植牡丹万本，人称“花师”。又重紫薇，中书省作为国家最高政务中枢，因处帝居，开元初一度称紫微省（古代天文学中紫微星垣常被用来比喻帝居），因谐音关系，中书省中多植紫薇花。从《开元天宝遗事》中，可以看到长安禁苑中，除了牡丹外，还多栽千叶桃花、千叶白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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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时，王方庆撰《园林草木疏》二十一卷，为“园林”一辞之首见，惜现仅存残页。开元进士祖咏《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诗亦说到“园林”一辞:“霁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诗题中的别业，即古代的一种带有园林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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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一股造园热，有名的园林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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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兼画家王维坐落于蓝田(今属陕西)的辋川别业，即是其中私家园林的代表。别业中，有文杏馆、斤竹岭、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柳浪等以花木特色而命名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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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东都洛阳有一园，位于城东南的履道里，未起园名，他在《池上篇》中曾描述此园有烟竹千竿，香莲一池，自诩是洛阳风土水木之最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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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时任宰相的李德裕建平泉庄于洛阳郊外三十里处，庄园罗致各地珍稀花木，真是洋洋大观，琳琅满目(可详见他写的《平泉山居草木居》)，许多花木想必是仅凭他的势位，便可不求而自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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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吴越时，广陵王钱元 于苏州城南建南园，《九国志》记云:“元 治苏州，颇以园林花木为意，创南园、东圃及诸别第，奇卉异木名品千万。”从此，苏州园林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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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五代十国五十余年分裂割据后，宋王朝进入了一个稳定繁荣的时期，造园植木之风大盛。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都城及其近郊，园林遍布，著名的有芳林园、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迎春苑、玉律园、一仗佛园子、景初园等。徽宗赵倍登基后，在禁城之东北隅主持修建寿山艮岳，广罗山石，博引奇花，费民工与散军成千上万，费时约六年，于宣和四年(1122年)完工，宋代园林由此而达于顶峰，艮岳并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然而，为造艮岳而兴起的“花石纲”之役，以及挖池填谷、移花接木而耗尽民生财力，才过了四年，金人便攻下京城，徽宗落得个被虏客死异域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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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园则以洛阳为盛。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列叙名园十九处，有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环溪、刘氏园、丛春园、归仁园等。这些私园讲究花木的配置，如记归仁园曰：“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千亩，南有桃李弥望。”值得注意的是，所记天王院花园子，则例外地像是一个公共花园:“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幕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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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后，随着政权的南移，以都城临安(今杭州)、平江(今苏州)为中心掀起了江南园林建造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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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在吴越国建都杭州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西湖园林。光宗宁宗(1190～1224年)时画家马远曾作“西湖十景”画卷。周密《武林旧事》卷四卷五详记大量的亭台园池，如皇家的聚景园、清河郡王张俊的真珠园、平原郡王韩侂胄的南园、太师贾似道的集芳园等等。陆游《南园记》称“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园林相望”，诚非虚语。苏州北宋时有名的即有苏舜钦的苍浪亭，南宋则有范成大的石湖、史正志的万卷堂“渔隐’(即后来网师园旧址)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便是在这个时代打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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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太湖之滨的吴兴(今湖州市)，士大夫宅第林立。《吴兴园林记》(宋末元初周密《癸辛杂识》有“吴兴园圃”一文，后人别出单行本，易名为《吴兴园林记》)叙吴兴园林达三十四处，与《洛阳名园记》适成南北呼应。所记园有以花木造景取胜的，如莲花庄，四面环水，莲花盛开如锦云万顷；又如赵氏菊坡园，前为水溪，筑有堤、桥，夹岸植芙蓉、垂柳数百株，溪中岛植菊百种。作者周密南迁后长居吴兴，曾自负地说:“尝评天下山水之美，而吴兴特为第一。”江南气候温润，山青水秀，物丰林茂，北地差胜，也是实情；然而是否能将同为江南的苏杭给压下去，便是仁者见仁，难以评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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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为六朝旧都，名胜古迹，不胜枚举。明初两个皇帝也以南京为京城，园林状况可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四部稿·游金陵诸园记》中看出个大概。所述有名者有东园、西园、南园、魏公西圃、四锦衣东园、万竹园、三锦衣家园、金盘东园、徐九宅园、莫愁湖园等三十六家。迁都北京后，皇室着力经营西苑，苑中花木繁茂，有“琼岛春阴”之称，后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京城的私园，据《燕京游览志》载有名者不下二十余处，如清华园、勺园(分别即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校址)都是在那时建起来的。江南的私园则远盛于北方。至今保存下来的有无锡的寄畅园，苏州的留园、拙政园，上海的豫园等。按《苏州府志》记明代苏州的宅园，就有二百七十一处之多，后人因称“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把苏州誉为“园林之乡”。江苏太仓王世贞(号弇州山人)的弇山园，则有“东南第一名园”之誉，只是今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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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皇家园林以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及热河离宫避暑山庄最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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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圆明园历康雍乾三世而完工，最盛期包括长春和绮春二园，占地达五千二百多亩。园中人工凿湖占一半以上，堆建假山三百多处，宫室楼台美轮美奂，奇花异木四季飘香，曾被法国传教士王致诚 (Jean Denis Attiret ) 惊异地赞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乾隆帝曾亲自“钦定”景点名号有四十处，其中不少名号都与植物营造的环境氛围有关，如“碧桐书院”、“杏花春馆”、“武陵春色”、“曲院风荷”、“映水兰香、“长春仙馆”、“汇芳书院”、“水木明瑟”、“西峰秀色”等。如此规模和工力，可谓是备极湖山林木之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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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国园林建造史上的绝顶之作，前无古人，后世难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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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痛惜的是，咸丰十年(1860年)，这座希世园林，为英法联军纵火焚毁，只存留下一些石柱和台基，这些残垣断壁，在日晒雨淋之中，好似默默地在向苍天控诉着侵略者的野蛮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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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花木植物始终是最主要的景观之一。它本身所具有的观赏价值以及它所起到的庇荫和配置园林空间的作用，都是园林意境不可忽略的内容。例如，明末造园家计成在《园冶》这部著作中提到“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就是讲求花卉及其他各种景物之间的协调组合，以构成层次、色彩丰富的美妙景致，让徜徉其间的人们获得赏心悦目的享受。崇祯进士郑元勋在《影园自记》（影园，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指出是康熙间扬州八大花园之一）中有一段话，亦反映了园林以小见大、崇尚自然的中国造园的主导思想：“……大抵地方广不过数亩，而无易尽之患。山径不上下穿，而可坦步，然皆自然幽折，不见人工。一花、一竹、一石，皆适其宜，审度再三，不宜，虽美必弃。”末几句说，即使局部的安排可以称得上是美的，但如果与更大范围的景观不相协合，那末“虽美必弃”，可见，所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自然之美，这些道理都值得玩味咀嚼。